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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经济的眼重看历史  作者:谁是谁非任评说  分类:[商战]  
  十四、科举培养读书人的是什么
  中国的科举已经废除百年,科举的八股文也被当作束缚读书人思想的工具,四书五经在打倒孔家店的时候被抛弃,但是近年来随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四书五经有重新被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所重视,在这里我要谈一下我所理解的科举设计者统治阶级要培养读书人什么。
  在考秀才的时候,主要是靠小学,考据、对对等,这是一个检索自学的能力和文字能力的考试。考举人的时候是四书五经,考的是对于儒家经典的掌握。考进士是要考策论,策论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进士对于统治者的揣摩。
  古时的读书是悬梁苦读,读书以强记为开始,读书人要分开读、开讲和开笔三个步骤,开始的时候就是朗读,不给孩子们讲其中的内容,发展的是读书人的强记能力,参与科举的人均要熟记整个四书五经,将来考试的时候是抽取这些经典中的一句为题,需要你按照这一句的前后背景做文章的。记忆力是需要锻炼的,考试对于这方面要求非常高。
  过去的考试,对于文字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八股文的严格限制文体,写作起来非常困难,最后的殿试,文章连字数都是规定好的,这样的考试写作难度不在于文章阐释什么内容,而在于格式,这些格式的要求,实际上是带有某种智力测验的味道,这样的考试是在考读书人的智商水平,因为这是记忆解决不了的。
  在中国古代教育读书人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会揣摩,要读懂春秋笔法,孔子写春秋,就一句“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就要讲上半天,要让读书人从这些历史典籍和文件中读出真实的内容,因为中国是历来文字狱的,是要真事隐的,要从各种诏书、案卷中得出背后的意思。所以科举的考试,揣摩当今的用意就是最重要的,科举的命题本身也是非常敏感的政治气息。
  另外考试也锻炼人的含沙射影的能力,考试的命题是四书的典故,但是考生是不能把典故明说出来的,比如曾经有考题为:四个为人,典故为为人均、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但是文章中不能出现君臣父子的,连止于敬、止于慈的句子也不能出现,但是文章却要围绕君臣父子进行阐述,阐述得好才是好文章,由于文章很难写,所以考生骂考官有一首打油诗留下:考官本性猪(当时考官姓朱),君臣父子无,为人怎样讲,荼毒圣贤书。所以从古人的考试情况,很多文字狱的捕风捉影也不是象现在那样听起来那么荒唐。
  所有这些能力的培养和考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读书人学习和准备考试的时候对于读书人进行洗脑,让他们成为一种思想一种声音的卫道士,这样的洗脑在中国进行过很多次,包括传销的洗脑,洗脑的必要方式就是需要让人强记和揣摩,在强记和揣摩得氛围中形成一个人的思维习惯。
  这样的洗脑在学习语言中非常必要,尤其是学习外语,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思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环境,但是对于其他学科就是可怕的,尤其是学习哲学思想,只在一种思想氛围里面,无论你是否接受,也是很难跳出这些氛围框架的。我们学习政治课,就是要求大家强记,大家在记忆中,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很多内容,结果大家都只用辩证法来思考了,自动就忽视了其中的逻辑学,逻辑分析就没有了。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利用考试来洗脑都是特别有心得的,所以不要简单地说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不是素质教育,实际上素质教育也离不开考试,关键在于考试的方式,如果我们的考试是类似于GRE的考试,分语言、数学和逻辑分析三部分,依靠死记硬背的就困难得多,现在的考试是语文、外语、数学和综合,明显的记忆的成分居多。但是在统治者选拔自己的人的时候就不同了,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就有大量的依靠智商才能够得分的内容,为什么我们的高考就不是这样呢!所以素质教育首先是要有素质考试。
  

  十五、古时人才的快速选拔通道
  在历史上国家的竞争,历来是人才的竞争,中国人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到了集体竞争力,却发现中国人的聪明就不行了,产生了大量诸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的中国做人的规则,所以中国的能人均要隐忍,结果是人才缺乏快速成长的机制,能人均需要抹去棱角,需要论资排辈,所以能人要成为真正的领导,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人的集体竞争能力不行,关键是不能把权力交到能人手中,中国的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的水平与世界有差距。
  中国的隐忍哲学产生于中国的古代,但是能人都隐忍了,中国怎么可能有历史上的文明和辉煌呢?我们读了历史,实际上中国古代是具备非常有效的人才快速选拔通道的。
  说到人才的选拔,很多人均会想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但是在仕途上取得科举的成功仅仅是人才发展的第一步,科举的进士的职位在六、七品的官员,是在古代官僚系统中的最底层的,如果没有其他机制,他们一样要面临论资排辈等等的消耗,而且古代取得进士头衔的人,一般均要40岁左右了,老的可以60-70岁了,20多岁的进士是非常罕见的,相比古代人的寿命,这些进士人才能够使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如何把他快速挖掘并且提高到足够高的职位,这才是关键。
  这里要说的就是古代的翰林院制度,进士点翰林是最荣耀的,会试后的殿试主要工作就是点翰林,皇帝和主要王公大臣均要到场,皇帝至少要阅览前十名的试卷,这样的情况下,作弊是基本不可能的,殿试的第一名才是状元,这是要皇帝钦点的,当然大学士的推荐也很重要。考中进士没有点翰林的,下面授职为主事,主事为六品,要高于翰林庶吉士的7品的。但是翰林却是排在主事之前的。至于主事以下,就是外放的知县,进士被外放为知县后,就要在地方长时间的论资排辈了,不到巡抚以上,基本没有再内调中央的可能,不过外放的知县能够多赚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还是没有贪污仅仅按照陋规取得的合法收入。
  翰林的关键在于他是天子的门生,每逢五逢十皇帝要给翰林学生上课,即使是皇帝不到场,也是大学士来授课,等于是直接接触最高层,同时在很多重要的活动,均需要翰林到场,眼界也开阔了,皇帝的私人活动也经常是翰林陪同,皇宫和皇家园林的匾额和楹联也是按照惯例又翰林题写的,题写的好还有被皇帝发掘的际遇。而翰林的人数是100多人,三年下来皇帝和宰相就都熟识了,所以当红的翰林甚至比二品大员还炙手可热。
  翰林在翰林院学习的是专门的知识,是按照六部进行分类的,可不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大道理,比如学习兵部的翰林,那么古时的布阵知识就在这里学习,可以看到布阵的有关书籍,这些书籍在民间是禁书的。所以明代和清代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书生出身的带兵将领。所以经过翰林院的学习,翰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极大的提高,到下一届的进士点翰林的时候,老的翰林就要散馆了,散馆外放的翰林至少为五品官员,比七品知县要高了两品,时间只有三年,晋升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而且这些翰林被皇帝和宰相熟识,将来晋升的机遇也多得多。
  对于翰林中的佼佼者,是不会放出翰林院的,一般再授予翰林修撰、翰林编修等职务,其工作性质就相当于给其他翰林编写教材,同时自己也继续学习研究。从这个职务在翰林院再往上升,就到达待讲学士,这已经是二品大员了,相当于皇帝和宰相授课的辅导老师,同时待讲学士还有可能御前行走,也就是当皇帝的随从,机会又比一般的二品大员多很多,而待讲学士是可以直接升任大学士的,也就是宰相的,所以在翰林院这个人才的提拔通道中,十年内从翰林到宰相是很正常的事情,二、三年的也有,但是在我们今日,从处级干部到总理级别只用不到十年是不可想象的。
  当翰林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宽裕的,因为翰林有考差,就是到外面省份去参与主持科举考试,主要是低一些的秀才和举人的考试,每次考试用不着舞弊,仅仅考取的人按照惯例给考官们的红包就已经非常丰厚了,同时还有沿途和所在地方的官员接待馈赠。
  在翰林院提拔的高级人才,还有两个巨大的好处,其一就是这些人从考进士到出翰林院掌握实权,没有和外面的人同流合污,人的品行和品性还是非常好的,当初考进士的寒窗苦读和翰林院的钻研,人的理想还没有磨灭,能够为了正义据理力争和秉笔直书,历史上很多直臣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直臣如果不通过翰林院是在官场上无法晋升到高位的,所以翰林院的这些人过去也叫做清流。其二是这些人在翰林院接触和教导了大量的翰林庶吉士,他们散馆后,遍布天下,所以通过翰林院晋升的人是有他们自己干事业的人才积累的,而这些人才的积累又不是通过裙带关系得来的。
  现在我们的中央党校和团中央也带有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使命,但是他们的强度和力量与古代制度化的翰林院比差远了,古代翰林院制度的问题在于无法产生最高权力和一切围绕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的产生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对于一个专制独裁的体系,如果没有了权力的世袭继承,那么独裁者人的寿命限制到了以后,整个国家和社会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其后的发展一定是要不走向民主要不走向动荡,所以我们在争取民主的背后是在争取我们自己日后的生活生存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匹夫有责。